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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当前，生命健康产业逐步由潜在需求转向刚性需求，已成为人类技术革命的第四次浪潮，是世界各国争相布局的战略焦点。在国际生命健康竞争加剧背景下，科学城作为吸引全球前沿科技创新要素的前沿阵地，如何发挥基础创新策源地优势，打通创新链向产业链转化的倍增通道，已成为引领我国突破生命健康产业链、供应链卡脖子环节，推动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。
【资料图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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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位：国际生命科学竞争加剧背景下，科学城应肩负我国生命健康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稳定使命
国际生命科技竞争加剧，欧美持续强化对华加强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压制。在新冠疫情影响下，围绕生物技术制高点占据，以及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动力的培育，各国相继发布了加快医疗生物技术创新突破的政策举措。而欧美为确保其生物科技的领导地位，通过抬高技术、贸易与规则门槛等方式，持续强化对华生物技术的压制，推动与我国的科技“脱钩”“断链”。
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供应链能力的建设尚处于起步期，生物医药领域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受到挑战。当前，我国生物医药面临原材料、试剂耗材、科研仪器设备国产供应门类品种少、质量不稳定等困境，对高成本的进口供应呈现高度依赖特征。例如在生物药研发生产领域，多项原料、耗材、科研仪器面临卡脖子问题，其中细胞培养基、蛋白纯化填料、DNA合成仪等90%以上依赖进口，且国产替代起步晚，接下来10-20年内相关原料、仪器进口需求及规模仍然较大。
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链同样存在发展弱势问题，在免疫细胞治疗、基因治疗、mRNA疫苗、双抗、融合蛋白药物等领域尤为显著。从具体细分领域来看，美国在mRNA疫苗、新型抗体、融合蛋白、基因及细胞治疗领域均处于全球第一；从已上市和在研产品来看，获批产品全球数量第一、研发机构绝大多数为本国药企，拥有研发核心技术，在各个领域基本处于行业领先水平。以疫苗为例，中国的疫苗产品虽然种类多，但产品结构上以一类苗、大众二类苗为主，重磅品种发展滞后，在国际疫苗市场上占重要地位的新型疫苗少、能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多联疫苗种类有限。
因此，科学城作为国家及区域性的科学中心，应肩负起我国生命健康产业链、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大使命，联合新型研发机构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、科研院所及科技领军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，塑造科研合力，加强“卡脖子”技术联合攻坚和创新供给，推动新靶点、新机制、新技术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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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道：在前沿科技加速商业化趋势下，科学城应锚定“未来产业”寻找发力方向
前沿科技加速商业化，“未来产业”成为各地布局重点。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变革持续加速，我国生命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，商业化产业化进程加速，且各赛道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态势。其中新型疫苗、高端医疗器械、抗体药、化学创新药等传统领域，已迈入大规模产业化布局阶段，国产替代趋势显著；细胞与基因治疗、AI+医疗、脑科学、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，部分突破产业化培育拐点，正由研究探索阶段向场景应用、商业化初期阶段转变，成为生命健康领域未来发展的增长点。因此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地高度关注生命科技前沿，加强“未来产业”布局，均出台专项规划或扶持意见，将前沿赛道作为未来5-10年的战略新兴产业加强培育，整合链接全球创新创业资源，形成“基础研究+成果产业化+科技金融+专业化空间+链条融合”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。
图表1：上海、深圳、北京高度生命健康领域关注未来产业布局
来源：火石根据公开资料整理
因此，科学城应充分挖掘自身优势，聚焦如干细胞、脑科学、再生医学、合成生物、AI医疗等前沿方向，在区域生命健康产业格局中加快特色化、协同化发展优势构建，通过盘点创新要素及应用方向、产业化发展潜力，构建与其相适应的产业体系，打造生命健康领域“未来产业”新高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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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径：在大科学装置落地运营趋势下，科学城应着力打通创新链向产业链转化的倍增通道
当前国内大多数科学城，是以区域内集中布局一批性能先进、面向基础科学重点攻关需求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重点，推动创新链条中“0→1”阶段的基础研究，在原始创新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。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，我国陆续建成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，但尚未形成“科学城”概念。2010年开始，北京、上海、合肥和大湾区地区等地陆续围绕大科学装置，开展科学城的规划建设。目前，我国运行、在建以及拟建的大科学装置共计96个，主要分布在北京（16个）、上海（14 个）、广东（11个）、江苏（10 个）、四川（7 个）等地。与此同时，我国也迎来科学城集中建设期，多个城市明确提出，依托大科学装置积极推进科学城建设，其发展已成为重塑城市发展动力的创新引擎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我国陆续在建及规划科学城数目达十余座。
与此同时，“大科学装置”也具有运行成本高、研究成果产出不确定等特点，因此如何用对、用好大科学装置，赋能招商引资与产业集聚、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价值、进而实现“基础研究浓度与产业转化高度”的双突破，已成为一项关键议题。为破解这一难点，通过借鉴美国波士顿肯德尔广场、英国哈维尔科学城、上海张江科学城等国内外科学城发展经验，通常有如下三大路径：
一是依托特定类别的大科学装置，吸引特定产业龙头布局研发中心。此类行业龙头通常需要依托对前沿科技的持续性探索，进而抢占技术制高点，而这些高精尖研发活动须依靠大科学装置支撑，而企业一般无力独自承担相应成本。
二是主动聚焦与装置技术转化方向相匹配的产业赛道，加强新兴技术供需精准匹配。此类路径需要科学城，全盘统筹区内各个大科学装置共同形成的技术供给能力集合，并归因到相应产业门类，继而结合本地产业基础、综合环境，对产业发展方向作出综合研判。最后根据调研验证企业主体对技术供给的实际需求，保证产业招商落地性。
三是充分利用大科学装置产业衍生倍增效能，完善“衍生型产业”发展所需的产业生态。大科学装置对生命健康等未来产业发展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其能够提供顶级实验设施支撑研发活动，其在建设、运营、管理阶段存在多元化产业衍生效能，例如海量实验数据的开发利用。因此，科学城应该精准把握到这些潜在机遇点，并构建“衍生型产业”发展所需的环境条件，将很大程度丰富科学城产业生态。
原文标题 : 科学城如何绘就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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